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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失業之後:換一種活法

2021-07-19 由【】發表於 财经

我們將如何選擇自己的生活?這實在是人生中最難回答的問題,那意味著我們要如何認識自己。說到底,不是學識、性情、成敗輸贏,而是“選擇”定義瞭“我是誰”。有時“選擇”是隨波逐流,是生活重壓下的身不由己,有時就代表著放棄,僅僅是認輸的表現。但人生中總有些真誠的向往,總有些不甘之心,生活愈是動蕩愈是不可磨滅,如耳語般催促著我們,去冒險,去耗盡心力,作出獨屬於“我”的選擇。

以下這篇文章來自維舟,他有著多重身份,既是大都會中的職場精英,又是書評人、專欄作傢,他的職業身份讓他受益於經濟的奮進,那暗含著“生活必將越來越好”的信念,而誠實的講,所謂人生的未來其實也建基於此。他的書評人身份(他對歷史和學理情有獨鐘),又讓他常常回望過去,潛沉於和“奮進”保持距離的精神空間,那裡智識生活值得懷念,一切值得懷疑。他是人到中年的父親、丈夫,也是年邁母親的兒子,還是嘗試在公共場域發出聲音的知識分子。生活在既有的軌道中運行,有時“左右逢源”,有時“左右為難”。直到疫情後,他失業瞭,然後是失業後的失業,在一切堅固之物都煙消雲散的時代,物質生活遭到挑戰,精神生活也遇到危機,在不可測的人生之海上,他努力尋找新的方向,作出新的選擇。他的故事,也可以看成“大歷史”之下,個人的載沉載浮之餘,當千鈞之力壓頂,我們可以做出怎樣的回擊和求索。

撰文丨維舟 編輯丨張瑞 出品丨騰訊新聞 谷雨工作室

失業

我曾無數次想過什麼時候換個活法,但都不曾料想到最後會是這樣開始。

去年4月14日黃昏,正要關上電腦下班,公司人事忽然來找我,說要談談關於“結構調整”的事。疫情之下,我也有預感,畢竟此前集團已裁瞭一波,四分之一的人都走瞭,上海總部這邊的同事間早就在議論紛紛是否還有第二、第三波。作為一傢廣告公司,受疫情的打擊,公司幾乎所有客戶的銷售額都大幅下滑,廣告支出自然也隨之削減。我隻是沒想到“失業”這麼快落到自己頭上,畢竟五年多來,我也沒什麼失職的地方,而這個職位也是需要人的。

回頭想想,那實在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僥幸與樂觀。平心而論,東傢給出的大禮包已算得仁慈:月底離職,N+2的賠償;如果集團經營好轉,將優先返聘(這當然聽聽就好);也可以待崗兩個月,但如果兩個月後仍無法在內部找到合適的職位,賠償方案會比現在差。

走出大樓的時候,我就已準備好瞭接受:就算勉強留下來,我的處境也不會變得更好。有些幸存下來的同事後來還說,倒是羨慕像我這樣走瞭的,因為留下來的也不知何時會上清單,何況人少瞭,工作量卻沒減,這意味著每個人分攤到的活更多瞭。這不全然隻是寬慰人的話,至少確實有幾個同事後來忍受不住工作壓力,自己提離職瞭,那樣連一分錢賠償都拿不到。

回傢說瞭,妻子的反應很平靜,隻是說瞭句:“窮也有窮的活法。”她多年來一直是自由插畫師,沒多少收入,如今我的活法眼看著也跟她一樣瞭,誰都知道這要維系原來的生活是不可能瞭。深夜裡,她悄聲和我說:“謝謝你,這些年幸虧有你在外打拼,我才能一直這麼任性。”她隻是怪我不該在朋友圈發瞭一條“在公司的最後一天”,因為嶽母看到後很緊張,再三問她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向來不喜歡跟傢人隱瞞這些,過瞭些天,回崇明老傢,晚飯後去散步,也跟母親說自己失業瞭,但告訴她,“你不用為我擔心”。她淡淡地說:“我擔心也沒用啊!媽媽對你有信心,不愁你會餓死,怕隻怕現在疫情之下,你一時之間找不到以前那麼好的工作,到時自己心裡有失落感。”

崇明老傢 維舟

說實話,起初甚至有一種難得的輕松感。工作收入固然沒瞭,但由此而來的重荷也因此驟然消失——本來,人到中年之際,日程表幾乎不可避免會被排得密不透風。最忙碌的時候,我每天早晨醒來,都無法預料今天又會突然冒出來什麼事,想到這就頭痛欲裂。由於事務太多,不得不借助於報事貼,一件件記下來,按優先排序,做完一件勾掉一件——但不止一次,直到母親打電話祝我生日快樂,我才想起來今天是自己生日。

不過,很快我就意識到,這種“輕松”更像是“失重”,在沒有重力束縛的情況下,整個人可能會輕飄飄地失去方向。以往,我工作和興趣的邊界十分清晰,如今卻變得極為模糊:原本在網上寫作算是我的“興趣”,現在慢慢地更像是每天固定的“工作”瞭,而這甚至還談不上有什麼穩定的收入。

八歲的老二有次看瞭《哆啦A夢》後跟我說:“裡面的媽媽不管多忙,每天都要抽出一點時間陪他們,你聽到瞭嗎?雖然你是爸爸,也要像那樣。”他比哥哥更需要陪伴,每天都要纏著爸爸“講故事”,有一次我趕稿實在來不及,他沖著我生氣瞭:“你是不是覺得賺錢養傢就夠瞭?”我也不免歉疚。那天黃昏,跟他們兄弟倆一起騎車去江邊,老二忽然問:“爸爸,你現在賺多少錢?”這是他第一次問這樣的問題。

在度過最初那兩三個月後,一個事實逐漸明確瞭:我很有可能在短時間內無法找到一份滿意的全職工作,必須做好長期打算瞭。

考慮到這一點,我第一次踏進社區中心的大門去領取失業金。按照上海市的規定,我最多可以領取24個月,每月約兩千元。盡管這是我應得的,但在窗口辦手續的那一刻,不知何故,內心還是不自覺地湧起一陣羞愧感。這似乎是長久以來的工作價值觀內化的結果,讓人相信“工作”比其它任何狀態更有價值,仿佛領取救濟金是在不勞而獲。

這一年我43歲。

雙重生活

多少年以來,我都過著一種雙重生活:在日常工作中,我是一個入行二十年的廣告人,近十二年來專註於數字營銷領域,不謙虛地說,也算是身處行業前沿的“白骨精”(白領、骨幹、精英);但在工作之餘,我是“維舟”,以書評人、時評人和專欄作傢的身份出現在公共空間,那是我從小興趣的延伸,我為自己在重負之下保留的精神生活——網名取自少年時癖好的薑夔詞一句,“維舟試望故國,渺天北”。漸漸地,這不僅成瞭我工作之餘的鎮定劑,甚至像是一個避難所。廣告常常都聚焦於那些最新潮和快速變動的事物,因此不免被譏諷為功利和膚淺,而我私底下像鼴鼠一樣向內挖掘的文史,卻尤為需要沉靜、耐心和非功利。

我在大學裡就已明白,有必要隱藏自己的愛好,因為廣告人通常都是不看書的,他們要捕捉的前沿信息,甚至都還沒來得及印刷成書。更何況我愛讀的那些書看起來與本行反差太大,即便同事不懷疑我耽誤瞭工作,大概也難免會覺得我是個怪人。我還記得那時午間在樓下書店買瞭一本餘太山的《古族新考》,被一位同事偶然瞥見,他驚詫地怪叫一聲,似笑非笑地說:“大哥,你還對這種書感興趣?”

或許在有些人看來,我這樣的生活是“左右逢源”,但我自己卻不免會感覺“左右為難”。我當然不會讓自己的興趣妨礙工作(這是基本的職業道德),但工作卻不時會突入到我的業餘生活中來——有時晚上到傢,吃完飯、洗好澡,正準備寫點什麼,突然就接到同事打來的緊急電話,請求協助解決某個棘手的難題,客戶第二天一早就要看到結果。任你定力再好,在這時候也是無法靜下心來再寫什麼瞭。

自然也有無數人勸我,不如下決定辭掉工作去讀研或專心讀書寫作,但年復一年,我都拖下來瞭。

維舟

如今回頭來看,那是一個樂觀的年代,經濟騰飛培育瞭公共言說的興起。當然,如今“斜杠青年”也並不鮮見,甚至都多到足以構成一種社會現象瞭。

2017年底,我從《GQ智族》創刊起寫瞭整整八年多的時事評論欄目關瞭,到今年,《經濟觀察報》書評版也沒瞭,編輯被辭退(他是我合作過的最好編輯之一),當初他們還曾給我頒過“2018年度致敬書評人”,我現在有點後悔那時沒騰出時間去北京領獎。

在失業之前,我並沒有感受到什麼“中年危機”,甚至不謙虛地說,當時我不但兼顧職場和興趣,而且兩方面發展得都不錯。有時專欄被停掉,這盡管遺憾,但對我而言,畢竟還有其它選擇。然而,我的選擇在一點點變少,退路似乎也漸漸退無可退,不得不在人到中年之際,面臨極其不利的處境。

我當然談不上幸運,但或許也未必有多倒黴,在這個充滿不確定風險的時代,可能或遲或早,我們每個人都得意識到:所謂“安全”並不是自己在生活的海面上緊緊抱住那段浮木所能帶來的,而隻能取決於我們每個人有沒有準備、願不願調適、又能不能挺住。要克服這個危機,與其說是找“退路”,不如說是設法“前行”。

那天接受瞭離職補償,走出寫字樓,在回傢的渡輪上,我感到一陣奇怪的如釋重負。夜裡沉沉的東風從江海深處湧來,迎接我走上未知的旅程。那一刻,我放下瞭厄運突然臨頭的惶惑,意識到這也是在推動著我做出選擇。我終於得到瞭一次機會重新開始。盡管就像許多老人為主角的童話裡那樣,故事往往是在一種典型的陰鬱情景下展開。

尋找自己的“正業”

有許多認識不認識的朋友向我伸出援手。比較可行的還是找找和我本職接近的機會,但幾次聊下來,發現也都很不容易。

有一傢新媒體,去之前我抱著很大期望,引薦人雖然早先未曾謀面,但他讀過我寫的不少文章,很欣賞我的才華,認為我無論哪方面都是可勝任而綽綽有餘的。他這裡已沒問題,隻是需要我和他上面的運營副總裁再面談一次——那次談得也很愉快,到最後,那位副總裁說:“你的資歷和能力都沒問題,隻是我們這兒大多都是90後的年輕人,加班加點多;聽說你業餘還寫很多文章,那到時候你顧得過來嗎?”

這是不少老板的視角:他們並不認為你在工作之餘所表現出來的才華能證明你的價值或有助於工作本身,相反,他們認為這兩者是沖突的,如果你能全身心放在工作上會更好。毫無疑問,我並不想做這樣非此即彼的選擇,如果實在要選,那我寧可選擇放棄那樣一份工作,保全自己的精神生活。

那一陣談瞭好幾份工作機會,大多都是如此。有一傢是行業巨頭,看起來也是挺前沿的領域,但前提是我“願意考慮強度更大(責任也更大)的一份新工作”;另一傢同樣是業內領軍的新媒體,前面都相談甚歡,到最後問到薪資,就再也沒下文瞭。在“後疫情時代”,很多企業想要的都是能“996”且任勞任怨、又廉價的新鮮血液,“35歲以上免談”已經是應聘時公開的秘密瞭。

視覺中國

和老同學們聊起,才知我們班高考榜眼的那位高材生,工作瞭20年後,也失業瞭。對於像我們這樣40歲以上的人來說,倒是想過上以往父輩那種“一眼能看到老”的安穩生活,卻發現沒這個機會瞭。有一位大學師兄說,他還不甘心就此到老,想趁未到知天命之年,最後搏一下創業試試,要不然能收留自己的地方不想去,想去的地方又沒機會空出來——他自嘲說,人到中年,都是“被逼創業”。

應該說,我們都在找自己的“正業”。老同學、老同事見面,前些年還熱衷於談房子、孩子,這一年裡最多談及的卻是自己面對中年危機。有幾位半是感嘆、半是寬慰我,都說過類似這樣的話:“你還好有寫作這門手藝,像我這樣要是失業瞭都不知道靠什麼活,所以就算老板再壓榨,也隻能咬緊牙關忍下去。”

如果是這樣,那麼我也應該想清楚瞭:人生至此,讀書寫作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才是我的“正業”,也正是這賦予我的生活以意義。就像小說《斯通納》裡的主人公,成長於一個崇尚道德律己的年代,在經歷瞭最壓抑的中年後,終於無所顧忌地恢復瞭對文字、語言的熱愛,他內心的自我也一點點蘇醒過來:“他曾經深藏不露,好像那是非法和危險的,現在開始表現這種愛瞭,起先還是試探性的,接著大膽勇敢,最後就完全是自豪地表現瞭。”

自我改造是人的後半生使命

這種逆勢而為的倔強,部分或許是我性格使然,更多地則是我漸漸看清,這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過,之所以能這麼做,另一個因素恐怕也同樣關鍵:由於身在外資廣告公司多年,我一直是體制外的身份,不必有那麼多顧忌,而本職的收入,也盡可以讓我不必勉強自己去做不喜歡做的事。盡管讀書寫作對我而言非常重要,但在內心深處,多年來我幾乎從未想過靠這養活自己,也就不在乎它給我帶來多少收入,我隻需要執著於記錄、表達就行瞭,而這歸根結底,是我相信中國人應當享有更好的公共智識生活。

之前我也知道,在國內的現實生活中,要單靠寫作養活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中國極少有專業的獨立書評人、影評人,他們幾乎都是“兼職”的——因為單靠寫這些稿子根本養不活自己,遑論傢人。如今,我算是以自己的生活實踐再次印證瞭這一點:“自由撰稿人”的“自由”二字,乍看帶有令人羨慕的氣息,但事實上是需要你做好準備承受代價的。我自願選擇這樣的活法,隻是有時未免對傢人心懷歉疚。

2月5日我被迫重開瞭被自己久已荒廢的公眾號“維舟”。若不是因為失業,我很可能沒有時間精力維持日更的頻率。

在不知不覺之中,我的生活結構發生瞭重組:每天一早送孩子上學後,買菜回來,通常就寫一篇公眾號文章,起初寫完就發,慢慢地固定在12點發送,午後就看會書或做做筆記,不下雨的話去公園散散步,晚上再陪孩子們講講故事。

常去騎車、散步的世博公園和後灘公園 維舟

但這也並不必然意味著陪伴傢人,因為在失業之後,我要寫的稿子也更多瞭。以前反正白天去上班,倒也眼不見為凈,如今爸爸每天就在傢裡的小房間裡碼字,說是在趕稿,但也不清楚他究竟在幹什麼,為什麼會有忙不完的事。

怎麼說呢,這是我在失業之後不時都需要面對的堅硬事實:在失去瞭穩定的收入之後,拿什麼來填補那個窟窿。在失業後的半年裡,公眾號每個月贊賞、流量分成帶來的收入平均還不到五千,抵不上原先本職的一個零頭,如果純從收益的角度來說,我似乎根本就不該堅持寫下去,還不如給媒體撰稿得來的稿費更有保障。我隻是被一股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力量推動著,想把自己在這個時代浪潮中所看到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

在傢“賦閑”的日子,有時竟比以前不時加班的那些年更容易感到疲憊、腰酸和頸椎痛瞭。我第一次意識到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別安排時間去做做運動、多吃蔬菜水果,有必要時站立寫作——以前我很少真正考慮這些,仿佛那總顯得有幾分大驚小怪的做作。事實證明,這麼做是值得的:一年下來,我的體重倒是從141斤掉到134斤瞭,連原先的肚腩都小瞭一些。

一點點地,我逐漸適應這新的生活步調。久而久之,我甚至覺得就算一直這樣下去也不壞,也未必非得找一份全職工作——如果那意味著要放棄自己現有狀態的話。我想起心理學傢榮格曾說過的,自我改造是人的後半生而非前半生的使命,而根據心理學的分析,諸如工作失敗之類的非常事件,在強迫人自我改造和發展上常常是必要的。

挺住意味著一切

去年秋天,由我公眾號的一位讀者引薦,我正式到一傢線上教育機構開始自己的兼職生涯。作為特聘顧問,我每周去半天,參與他們的教育選題討論、網上話題傳播和各地教學調研。這既能用到我本職的知識,又和自己對社會觀察的興趣一致,尤其是去昆山花橋、京郊北三縣的訪談,和教輔機構的老師、傢長、學生面對面,讓我看到很多來自第一線的洞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教育”在中國社會絕不僅僅隻是教育本身而已,還牽涉到社會、傢庭問題的方方面面。

有瞭這份兼職的收入托底,我也安心瞭許多,雖然此後有兩次全職的面試機會沒能成功,也並不在意瞭。這至少給瞭我一個選擇的自由權,不必勉強自己去做自己並不真正喜歡的事。

但生活畢竟不是浪漫故事,它仍然一如既往地危機四伏。正當我調整好瞭節奏,放下心來,5月9日晚上,又接到兼職這傢的新通告:公司為瞭上市,將專註於做產品,調研、策劃等部門預算都被砍瞭,鑒於我是9月17日入職,合同將到5月16日中止。後來我才知道,在這背後更深一層的因素是考慮到“市場亂象”,“在線教育正面臨著最強力的監管與整治”,此時減少拋頭露面,悄悄“做產品”當然是更明智的選擇。

經歷瞭這“失業之後的失業”,我一半的收入就此憑空消失,剩下就隻能靠公眾號和稿費瞭。兜瞭一圈,仿佛我的人生又回到瞭一年前,且需要從更低的谷底重新開始往上走——畢竟這一次沒有賠償金托底幾個月。

在傢寫作的日常 維舟

如果要問我,失去原本用以謀生的工具與公共言說空間的逼仄,哪一種給我帶來的沖擊更大,那我的回答是:後者。我知道,大部分人恐怕會選前者,畢竟發點評論不能當飯吃,沒瞭飯碗才活不下去。但對我來說,失業大不瞭隻是少點收入,並不動搖我的生活根基、危及我的自我認知,我仍然可以換個方式活下去,甚至可以活得很好;然而,收窄的公共空間,不僅打擊瞭我的精神生活,甚至也打擊瞭我最後的收入來源。在這一意義上,專註於公共言說需要雙重的勇氣:既承受不確定性,又承受經濟壓力。

好在也不是頭一回經歷瞭,至少自己能看清楚方向,也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真正的精神生活是不可能滅絕的,至少還有內心世界。反而是在這樣的擠壓之下,讓我更加想清楚瞭自己究竟想要什麼、準備付出什麼代價——事實上,如果不是這樣,它也就不值得我們去追尋。

這既是“如何堅守精神生活”的問題,反過來,也是精神生活本身給予瞭我堅守的力量。歷史學傢劉浦江先生中年罹患絕癥,在病院裡聽到有病友整天哀怨,他對學生們說:“這就是因為沒有精神寄托,而我和他不同。一個人文學者, 有一流的作品可以傳世,能夠培育出一流學者來繼承他的事業,還有什麼可畏懼的呢?頂多有一點遺憾而已。”

我很能體會他內心那種無懼的平靜。在這個時代,很多人覺得精神生活沒什麼用,又或者是昂貴的奢侈品,但事實上,它構成瞭我們身上最重要的部分。這可能是這一年多來我的最大收獲:天無絕人之路,換個活法,總能過下去,借用裡爾克的話說,“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來源:騰訊新聞)

出品人 | 楊瑞春 編輯總監 | 趙涵漠 責編 | 金赫 運營 | 劉希晰 朱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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