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main content

缺口1900萬人!但制造業萬元月薪難招一人,職業教育該如何改革?

2021-07-22 由【】發表於 财经

中國經營報《等深線》記者 張錦 無錫 北京報道

讓一個受過職業教育的年輕人走進工廠,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無錫一傢裝備制造業企業負責招聘的王經理,現在對此深有體會。在無錫職業技術學院2021年的專場招聘會上,這傢公司為龍門數控操作崗位的應屆畢業生開出瞭“10-12k”的月薪,但仍然對應屆生難有足夠的吸引力。

這似乎並不是個案,數據也在佐證著一線人力資源工作人員的體驗。近年來,我國制造業面臨較大轉型升級壓力,《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顯示,2020年,制造業十大重點領域的人才缺口超過1900萬人。麥可思研究院對大學畢業生就業情況的調查報告表明,我國高職高專畢業生在制造業就業的比例整體呈下降趨勢,從2012屆的29.1%下降到2017屆的21.1%。

職業教育是一種與職業緊密結合的教育,其畢業生的去向對於平衡各行業勞動者數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今年5月撰文寫道:要繼續把發展職業教育,作為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的關鍵一招,解決好“技工荒”、大學生結構性就業難、高技能人才供不應求等結構性就業矛盾問題。

要做出改變,學校和企業的努力缺一不可。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實訓中心主任王紅軍對《等深線》記者表示,學校教育的目的在於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打好專業基礎,使學生具備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無錫職業技術學校企合作處錢曉忠處長告訴記者,校企合作的核心,在於提升學校的技術服務能力,目前欠缺的,是企業真正能夠深入參與到人才培養體系中。

江蘇是職教大省。蘇南地區也是制造業發展高地。蘇錫常都市圈的職業教育改革走在瞭全國的前列。可記者采訪到的無錫最好的高職院校應屆畢業生,要麼選擇升學,要麼由於制造業企業提供的待遇不夠理想,仍在尋覓良機。

在距離這所學校22公裡,無錫高新技術園區的一傢機械廠裡,同樣是職校畢業的幾名學生,用行動作出瞭他們的選擇。

校招

6月22日下午,無錫職業技術學院正舉行一場促進就業的專場招聘會。再過一周,就是2021屆畢業生搬離這所職校的截止日期。或許受此影響,幾十傢企業的招聘人員遠遠超過會場內稀稀拉拉的青澀面孔,許多展位前的白色座椅久久等不到一個主動落座的學生。

“同學找工作嗎?”“同學你是什麼專業的?”或是和臨近展位的“同行”互相抱怨,或是低頭看手機的招聘人員們,隻要看到有年輕人經過,便立即拋出橄欖枝。

一個多小時過去,無錫市優耐特石化裝備有限公司還沒有收到一份簡歷,人事負責人王經理坐不住瞭,起身把她鎖定瞭很久的“獵物”從隔著一條通道的位置攔下來。是否提供住宿、實際到手工資多少是這位紮著馬尾辮的大三女生最關心的問題,言語間她牢牢掌握著提問的主導權。

“我們可以這樣的。”當瞭解到住宿是這位同學找工作的必要條件,這傢公司一同前來招聘會的技術部門負責人當下作出讓步,“把原本稅前4000元左右的工資給你加上去,到手4000元,你再自己租房,是一樣的。”

這傢石化裝備公司位於無錫市高新技術開發區,現有職工400餘人,工程技術人員105人,此次招聘,他們帶來瞭6個招聘崗位,包括機械設計工程師、檢驗員、生產文員等,總共10人的缺口。他們此行的任務之一是招到龍門數控操作員,這個崗位對於專業和技術能力要求較高,已經空缺很久,而機械制造、數控技術正是無錫職業技術學院的傳統優勢專業。

龍門數控操作對應的薪資一欄寫明“10-12k”,加工部門柯經理說,在這個崗位工作的應屆生就能月入上萬,不過是白夜班倒班制,每周單休,從業5年以上的老師傅每月能拿到一萬五千元。

參加這場招聘會之前,這傢公司今年的校招戰績“顆粒無收”。他們通過無錫其他職校的校招收瞭十幾份簡歷,約到公司面試的有兩三個人,最終沒有一個人留下。

“招聘會這麼多企業供他們選擇,選擇我們就是我們的榮幸瞭。”柯經理聽到人事王經理這樣說,憨厚地笑瞭笑,他看上去40來歲,一線技術工人出身,在這個行業摸爬滾打19年,如今已經位居管理職位。

“我記得以前校招的時候,都是學生比較畏懼我們的,走來走去看一下,很想來問你,但是又不好意思來問你,來來回回的,因為他們急切地想找工作。”王經理回憶道,“但現在不一樣瞭,市場行情變瞭,現在企業已經處於被動地位瞭,如果說我們今天就坐在這裡不去問他們,一份簡歷都收不到。”

互聯網公司的興起對傳統制造業有很大打擊。他們明顯感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一個轉折點,王經理用手勢比劃著一個急轉直下的曲線,“招工難的趨勢本來是慢慢往下,今年開始一下子陡下去瞭。打比方,我們缺檢驗,以前一個月基本上能招到滿足需求,現在兩個月都招不到一個人。”

疫情加速瞭依托於共享經濟、靈活經濟、平臺經濟等新就業形態的崛起。《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調研顯示,滴滴平臺上約20.4%的專職司機由於下崗、失業等原因從事網約車工作,41.1%來自制造業;而在疫情期間美團平臺的新增騎手中,35.2%來自工廠工人。

“我們是沒法跟網絡公司競爭的,他們的企業性質對於職業技能好像要求也不高,收入各方面也比較好,個人時間控制上還比較自由。”柯經理坦言。

無錫職業技術學院就業指導服務中心主任朱佳藝告訴記者,不算此次加場的招聘會,學校每年會在秋季和春季組織4場常規招聘會。“這次夏季招聘會裡面的有大概二三十傢是參加過春季招聘會的,(重復參加)那就說明公司沒有招滿,還是有用人需求的,基本上是制造業類的企業會多一些,有的企業訂單量比較多,所以就來得比較勤。”

“長三角地區的重點產業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業。”朱佳藝介紹,招聘會上的企業由政府負責遴選,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所在區域的產業發展及人才需求情況。招聘會通常與無錫、蘇州等地的人社局合辦,服務於無錫和蘇州的制造業企業,學校會給每個區安排30-40傢展位,由人社局邀請企業。

找工作的職校學生

無錫職業技術學院2020屆專科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顯示,有33.37%的畢業生在制造業領域就業,這一比例近幾年基本維持在30%左右。據朱佳藝瞭解,進廠的畢業生一般不是普工,不會涉及特別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線,基本上是在一條智能化的生產線上做技術設備維護,或者從事品控、檢驗等崗位。據前述報告,以機械技術學院為例,42.86%的學生從事的職位為工程技術人員。

彭凱和馮宇是無錫職業技術學院的兩名畢業生,1999年出生,他們是來自機械制造與自動化專業的室友,都順利通過瞭今年3月的專轉本考試。

“我今天陪他來看一看,我感覺機械行業挺好找工作的。”彭凱一臉輕松姿態,9月他將就讀一所本科院校,而馮宇不久前決定放棄升學直接就業。

馮宇喜歡繪圖,投簡歷的目標集中在機械設計相關的崗位,幾個月來積累的求職經歷讓他對行業現狀頗為瞭解:應屆生都要先從助理做起,基本上過個兩三年,可以獨立跟項目。

在學校就業指導服務中心工作9年來,朱佳藝感受到的最大的變化在於學生對學歷提升的意願愈發強烈,2013屆至今,學生轉本的比例越來越大,選擇直接就業的比例在明顯下降。

數據支持瞭朱佳藝的觀察。第三方專業機構麥可思研究院發佈的《202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高職畢業生讀本科的比例從2015屆的4.7%上升到2019屆的7.6%。

中國教育科學院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從1985年起開始研究職業教育,他對記者分析,職業學校的學生就業率比較高,但是就業質量普遍不高,就業質量主要是指就業後的回報,即就業的穩定程度和發展空間,比一般的本科院校畢業生,相對來講會差一些,“但從長遠來看,實際上一個人發揮得怎麼樣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隻要他幹得好,依然是會有發展潛力的。”

學歷和能力,在工廠的體系中孰重孰輕?“原來是一些外資企業不太看重學歷,中國的企業比較看重學歷。” 儲朝暉說,“現在來說,如果這個工廠確實是很重視人才,重視效能,那麼肯定會更加看重職工的能力,但確實是有一些國有企業,在這方面還存在一些觀念和體制機制的問題,還是比較看重學歷。”

記者聯想到7月中旬引發關註的“名校生進入卷煙廠流水線”的話題,不可否認的是,高學歷至少在一些競爭激烈的行業仍然是“敲門磚”的存在。

另一方面,朱佳藝發現,學生在求職中會更關註跟自身發展相關的待遇,在他們的價值觀念裡,會把收入和晉升空間作為選擇一份工作的首要因素。

朱佳藝總結出的經驗在彭凱和馮宇身上得到瞭印證。4月起,馮宇數次奔波於蘇錫常地區,隻為找到一份心儀的工作。他參加過學校的春季招聘會,當時投瞭十幾傢企業,面試瞭其中的一半,最終拿到兩三傢offer,但他都不滿意。

馮宇一條條列舉他的面試經歷:有的公司工資確實不高;有一些專業不是很對口,雖說可以去做,但瞭解過後發現升職空間不大,後期薪資漲幅不大,“兩三年之後可能也就漲到五六千的樣子”;有的公司休息時間不固定,倒班很頻繁,工作一個月底薪卻隻有3500元——這樣的公司從來不在他的考慮范圍內,“拼死拼活地幹,錢又少,擱誰也不願意去”。

“加班是不確定因素,隻說單純的底薪,無錫這邊的畢業生底薪大多在3000-4500元的區間。”馮宇對自己的期望是兩三年後每月的薪資能達到8000-10000元。

如果要沉淀5-10年才能獲得比較顯著的待遇提升和個人成長呢?彭凱脫口而出:“可能類似於短視頻的那種渠道火瞭,我直接辭職去幹,去賺錢瞭”。在他眼中,年輕人賺錢的路子越來越多,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都不願意待在制造業。

“5-10年太長瞭。”馮宇則不接受這樣的假設,“如果我待在公司兩三年後,我的工資就開始呈現一個上升的趨勢,五六年之後,工資已經比我剛來的時候翻瞭有幾番,我肯定會想在這個行業繼續做下去。”

根據國傢統計局數據,縱觀最近三年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其中,2020年,專業技術人員的年平均工資為112576元,2018年和2019年較上一年分別增長16.3%和9.4%,2020年受疫情影響增速放緩至6.4%。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2020年平均工資為62610元,近三年的增速分別為8.8%、8%和5.1%。

彭凱目前的計劃是讀完本科爭取再讀個研究生,如果能去到國企、政府機關搞科研才是更有價值的選擇,而不是從一線工人幹起,地位上不受尊重,工作隨時能被取代,無論是更智能的機器還是行業外的人都讓他有種危機感,他認為自己的專業優勢隻是上手快一點。

招聘會上石化裝備公司的柯經理說,現在車間的主力軍是80後,90後很少,“從技術層面上來講肯定是斷層”。管理層也以80後為主,和柯經理的軌跡相仿,紮根在一個行業十餘載,一步一個腳印成為企業的中堅力量。柯經理觀察到,現在的年輕人似乎都不願意鉆心技術,都想著掙快錢。

談及年輕一代誰來當工人的問題,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萍告訴記者,她發現在最近一兩年“打工人”、“職場PUA”等話題討論度高漲的背後,是人們開始反思給企業打工就是在被資本壓榨,對自己沒有什麼意義,她把這稱之為一種“勞動意義的喪失”。

“不要跟我談奉獻,不要跟我談自願積極、努力建設,大傢共同的對於一個時代的畫像感沒瞭,圖景都是個人式的。”孫萍說,“可能跟父輩不一樣的點是,勞動的意義變得非常現實和社會性,比如說我要買房子,我要在大城市定居,我還要考慮子女教育。”

“在中國的語境底下,以前的這些問題都不存在。”孫萍向記者分析,以前是工廠和社區的條塊制結構,國傢的一套福利都是給你準備好的,你進瞭工廠,附近就有小學。但在資本化和商業化之後,政府的角色在個人生活層面不斷往後退的過程當中,你就會發現個人是無力的,個人變得非常焦慮,勞動的目的就會變成一些非常個人化的追求。

“學校熱、企業冷是個偽命題”

職業學校肩負著培養高素質高技能人才的使命。據教育部的統計數據,目前,全國共有職業學校1.15萬所,在校生2857.18萬人;累計培養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本專科畢業生5452萬人。“十三五時期”,在現代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一線新增從業人員70%以上來自職業院校。

在職業教育領域,李軍凱創立的重慶樹德科技有限公司有著多重身份,這傢公司的業務既包括向職業教育院校提供咨詢服務,生產車間生產出的設備還會銷往高校,同時作為一些職校學生頂崗實習的場所。

6月30日,李軍凱剛剛結束瞭為期一周的考察行程,從重慶出發,到西安、鄭州,再到蘭州,返渝休整幾天再啟程去下一站。

李軍凱回憶,從業十幾年來他至少走過全國三分之一的職校,據他觀察,職業教育在東部沿海地帶開展得最好,如江蘇、山東、浙江等地,這些地區發達的經濟和工業水平決定瞭它們在職業教育的意識上也更超前,“職業教育之所以是職業教育,是直接面向工業崗位的”。

李軍凱以“工業互聯網”這一國傢戰略發展新方向舉例,山東、江蘇早在兩年前就開始以此著力,而經濟滯後的西部地區比如甘肅,現在對這一概念還很陌生。

2019年12月,教育部、財政部公佈“雙高計劃”,即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建設單位名單,入選院校共計197所。江蘇有20所院校入選,入選院校數量居全國第一。

2020年9月,教育部和江蘇省共同“選中”蘇錫常都市圈作為全國職業教育創新發展樣板。

關註蘇錫常地區的職業院校在人才培養模式,尤其是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的發展,或許可以帶來一些具有推廣性的啟示。

無錫職業技術學院是蘇錫常地區綜合實力最強的高職院校,在“金平果”2021年中國高職高專院校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中位列全國第四。

錢曉忠向記者回憶,學校與企業建立更為密切的合作始於2006年。那一年,教育部和財政部正式啟動瞭“國傢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無錫職業技術學院即在第一批28所示范校名單之列。

在2006-2010年國傢示范校建設期間,制造業企業對於生產一線的技能型人才需求十分迫切,工學結合、頂崗實習是該校主要的人才培養模式。所謂頂崗實習,是指學校安排在校學生到專業對口的企業實習,履行崗位的全部職責。

錢曉忠將頂崗實習視作“淺層次”的校企合作,隻不過是企業的用工需求和學校學生的實習需求達到瞭暫時的統一。頂崗實習的模式實行一段時間後,他發現,企業在生產淡季時沒有用工需求,不願意接收頂崗實習的學生,而很多企業提供的崗位是純操作性質的普工,學生也不感興趣。類似的現象被業內學者稱為“剃頭挑子一頭熱”,在全國范圍內的職業院校至今仍比較普遍。

2010年起,產業開始逐步轉型升級,隨著生產線的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出現瞭產線維護、設備調試等需要多技術復合的新生崗位。為瞭掌握企業在轉型升級中面臨的技術需求和人才需求,錢曉忠牽頭的教師團隊調研瞭200多傢長三角地區的制造業企業,從而以人才培養的角度來思考,學校該如何應對行業變化。

錢曉忠透露,通過調研發現,很多企業與高職院校進行深度合作的熱情不高,究其根本,源於職業學校的服務能力跟不上。基於調研結果,無錫職業技術學院成立瞭物聯網技術應用項目組,2011年開始建設集科研、教學、實訓與實際生產為一體的智能制造工程中心。2014年,一期工程基於物聯網技術的智能工廠落成。2020年,二期工程啟動,以科研實驗室為建設重點,圍繞產品設計、生產、物流三方面,致力於攻關智能制造的核心技術。

智能工廠的建立為這所坐落在無錫的職校帶來瞭很多跟企業之間的合作機會,首先,學校以技術服務為切口,為有需求的企業設計轉型升級的技術改造方案。例如,學校曾在幾年前給常熟一傢工廠做自動化倉儲的改造,取得瞭很好的效益,雙方進而合作瞭第二個項目,為整個車間升級可視化管理系統。

“通過服務的過程去加強跟企業的溝通。”錢曉忠指出,在和企業對接時,如果不瞭解企業的具體需求,校企合作必然是流於表面和盲目的。目前,無錫職業技術學院每年為200多傢主要分佈在長三角地區的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由此對企業的生產情況、崗位需求都很清楚,企業願意接受服務也證明對學校的技術服務能力表示認可,雙方建立瞭開展深度合作的前提。

“真正要把校企合作做好,核心在於一定要提升學校的技術服務能力。”他強調,隻有雙方都有需求,才能解決校企合作中一頭熱、一頭冷的現象。

“學校熱、企業冷,是個偽命題。”李軍凱向記者澄清,他認為,大多情況下,學校和企業沒有找到合作的平衡點。“企業肯定是以盈利為目的,學校有自己的訴求點,可是學校對校企合作的認識不到位,導致對什麼企業都想‘眉毛胡子一把抓’。”

在給學校做咨詢輔導時,李軍凱通常告知對方,要把合作的企業分為幾種類型:調研時要找行業內的龍頭企業,以便瞭解全產業鏈的崗位需求,學生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想合作課程時要找科技含量高的企業,能提供一些技術方面的支撐;尋找頂崗實習的單位時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它們對臨時工的需求最強烈。

錢曉忠介紹,產業學院的建設可以視為“深層次的”校企合作,是“校企雙主體”體現得比較好的一種模式。產業學院實際上是把行業龍頭企業的技術、人力資源、產業資源服務學校,學校同時也為企業做人才培養。

每一個產業學院的定位不同。以去年籌建的西門子數字化孿生技術產業學院為例,其重點在於新技術的研發、技術平臺的搭建以及師資的培養,建成之後,學生可以享受到相應的教學資源。

“西門子的技術在制造行業應用非常廣泛,我們希望通過借助企業的技術力量來提升學校教師對新技術的掌握程度,在資源開發、教材建構、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會把這些新的技術引入進來。師資方面,我們近年來引進瞭不少青年博士,也可以給企業提供一些技術項目上的支持。”

錢曉忠透露,在產業學院建設的經費上,學校和企業實行一比一的投入比例,企業的投入方式以產品或技術投入為主,校企共投共建。比如,學校以優惠價格采購企業的工業軟件。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徐國慶曾撰文指出,在目前的校企合作中,職業院校的期待似乎主要是從企業獲得資金、設備的支持,而職業教育最希望通過校企合作從企業那裡獲得的,是企業對職業院校人才培養過程的參與。

在錢曉忠看來,校企合作中後續仍需加強的地方在於,企業真正能夠深入參與到人才培養體系。他指出,目前,企業參與的方式更多的是提供資源,實施環節由學校老師負責。

“最關鍵的是我們希望實現校企人才的雙向互聘,學校把老師派到企業去工作,企業能把工程師派到學校給學生授課。”錢曉忠坦言,這方面目前還有一定的難度。他希望企業的優秀人才能夠滾動式的、至少在學校就職半年或一年,並長期參與整個人才培養方案制定、課程標準開發等工作,通過機制創新,真正意義上實現校企人才流通、技術融通。

留在工廠的職校畢業生

為應對智能制造轉型升級,打通高技能人才培育“最後一公裡”,國內註塑機巨頭海天塑機集團(以下簡稱“海天”),一傢從事註塑機研發、制造、市場應用的高新技術企業,已經率先行動起來。

海天聯合寧波職業技術學院於2020年6月聯合創辦瞭海天大學,這也是寧波首個校企共建的智能制造領域企業大學。據當地媒體報道,“工人們會在海天大學習得工業機器人安調、數控機床維修調試、註塑機維保等領域的新技能。到2022年6月,該校培養的首批300多名高技能人才,將返回海天‘重新上崗’,預計3年左右,這一數字將變為每年1000名。”

2021年4月,楊晨光在工作群裡看到瞭海天大學的招生海報,據他所知,招生是面向所有海天工人的,公司分攤一半的學費,海天大學設立後,海天不再承認通過成人自考機構獲得的本科學歷證書。

楊晨光是無錫機電高等職業技術學校2020屆的大專畢業生。6月下旬,他和海天設在無錫的分公司——無錫海天機械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無錫海天)續簽瞭3年的勞務合同,“我們宿舍加我三個同學,他們也都簽瞭”。

在海天工作,學歷提升最直接的差別是本科生和大專生每月的基本工資相差一千多元,這對楊晨光來說有不小的吸引力,但他沒有報名海天大學,他給出的解釋是沒有空餘時間學習。海外疫情持續沖擊著制造業供應鏈,海天生產的機器則出口訂單不斷,企業效益好意味著加班成為員工的常態。最近,他每天工作10小時,白夜班一周輪換一次,半個月休息一天。

楊晨光出生於2000年,目前是無錫海天的一名數控機床操作工,由於每臺機床的參數都不同,程序員隻能按照理論值編寫程序,具體的數值需要操作人員根據自己機床的實際情況修改調試。

“我已經設置好瞭,在我們談話的期間,機床是一直在做的。”離開車間到辦公樓幾小時,楊晨光絲毫不擔心。他穿著一身灰色廠服,手裡攥著一沓剛簽好的合同,挺直身板坐在記者對面,學生氣還在。

這是楊晨光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到7月剛滿一年。在這之前,他在一傢生產滑軌的日企頂崗實習瞭10個月。楊晨光回憶,那傢公司的設備“相當先進”,機床全都是日本進口的,精度可以精確到小數點後四位。硬幣的反面是,操縱先進機器的工作在楊晨光看來“沒有太高的技術含量”,程序都由工程師設置好,不需要調試,也不能私自更改,就這樣,他跟著師傅學瞭不到一個月就出師瞭。

剩下的是一眼到頭的日子。“每天不管做多做少,每個月都是差不多的薪資,隻能靠不斷地熬工齡,一年最多漲幅一兩百一個月。”他顯然不滿足。

到瞭無錫海天。一個工齡十年左右的老師傅帶一名新工人。車間有規定,第一個月學徒不能上手操作。後來,他慢慢學著熟悉師傅的操作流程,陸續有新機型的零件安排生產,再調試新的程序。按照師傅的速度,四五個小時就能調試完成,楊晨光剛上手時需要多一倍的時間,“因為當時不熟練,很多地方要去詢問師傅,最怕出錯,我們做加工行業的最忌諱撞刀、報廢零件”。

7個月後,楊晨光順利通過瞭理論與實操結合的單幹考試,把一塊零件從頭到尾獨立調試好,所有的數據都在公差范圍內。這就算出師瞭。

進廠工作後,他對職業教育滯後於行業發展有瞭切身體會。“學校學的都是皮毛,偏理論。”他在讀書期間拿到的數控車高級工證書,到瞭企業才發現,數控車已經是好多年前就淘汰下來的,除瞭私人的小企業,其餘的早就開始啟用可以自動交換加工刀具的加工中心。

學徒期間隻能領學徒補貼,出師後,楊晨光和所有正式工人一樣實行計件工資制,通俗地說,多勞者多得。近來,他加班頻繁,每月的到手工資穩穩超過1萬元。

他耐心地向記者解釋公司“復雜”的工資制度:每一塊工件都有固定的工時。每人每季度更新一次績效等級,每年評定一次技能等級(又叫年度等級),兩種等級疊加後的高低決定瞭計算工資時的初始系數。績效等級的考核項目繁多,比如,起始分100分,提案通過、反饋問題給予加分,工作失誤、多次請假扣分。相同工序的操作工按照分數排隊,等級分為abcde,a是最高等級,學徒的績效等級統一都是e,也是最低等級。

“我是從e直接升到b1的,因為加分多。”楊晨光說,考核分數排名每個季度都會在微信群裡公示,公開透明,“其實像我們這樣評分也是一種激勵,你會發現跟你一起進來的同學比你肯幹,所以每個月工資都會比你高”。

記者發覺,無錫海天的考核制度和平臺企業的遊戲化管理模式有著共通之處。一位外賣員向記者展示,在騎手的APP中,騎手的等級被命名為青銅、黃金、王者等在遊戲中常見的段位名稱,還有“風雨無阻”“好評如潮”等各項榮譽勛章。另外,在單量、準時率、配送時長與配送裡程四項指標上表現越好,被系統派到“好單”的幾率也越大。“隻要是有激勵,有錢能推動,這工作肯定是能做下去。”外賣員說,但他同時很困惑,通常自己表現再好也決定不瞭系統派單的優劣。

如今,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等互聯網興起後誕生的職業深受年輕人的追捧。結合國傢郵政局和中研網的統計數據,我國快遞和外賣行業的從業人員2019年已突破上千萬。看似門檻低、工作時間自由,但平臺的算法系統和高抽成讓從業者困在其中,他們實際的工作強度並不亞於藍領工人。自由的背面還隱藏著高風險。平臺多采用外包的形式雇傭員工,缺乏權益保障。

楊晨光對自己的現狀還算滿意,暫時不會有離開的打算:工作有五險一金,跟在外面風吹日曬比起來肯定是好的,而且入門門檻要高一點,不是隨便誰都可以替代的。

“除瞭上班時間太固定瞭,其實現在車間裡面還算很自由的,你把該幹的活幹完,機床隻要在運行的情況下,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和相鄰兩臺機床的人聊聊天。領導也不會說什麼。”

另一條路

15歲那年,楊晨光幾分之差錯失理想的公辦高中,傢裡人給的意見,讀“有錢就能上的”民辦還不如上職業高中。

無錫機電高等職業技術學校上世紀90年代由職業中學演變而來,後與一所高級技工學校合並,現有多種學制,楊晨光就讀的是3+2,初中畢業後入學,5年拿到大專文憑。

“(那年)中考滿分530分,390分就可以去民辦高中,我考瞭415分,當時青山跟六中的分數線是419.5分。”在他的印象中,中考後,無錫一半的學生上高中,一半上職業類學校。

高中教育階段普職比例大體相當的政策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983年,《關於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結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意見》中提出,力爭到1990年,使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在校生與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體相當。

90年代末,金融危機席卷亞洲,國企改革導致大規模工人下崗,百萬高中生面臨和下崗工人“搶飯碗”——畢業即失業的困境。1999年,國傢為瞭緩解就業壓力采納瞭經濟學傢湯敏提出的高校擴招的倡議,高等教育從此走向普及化。

與此同時,高職教育也進入擴張階段。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鑒,我國獨立設置的高職院校數量從1998年的101所,到2020年高職(專科)院校達到1468所。

隨著大學不斷擴招,80年代含金量極高的中專畢業生,不再享有“包分配”的待遇,社會地位也一落千丈,成為中考落榜生的歸宿。“中考沒過線就去上職業學校,這樣就形成瞭‘差生上職校’的誤解,中職學校更沒人願意去瞭。”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曾表態。

中等職業學校的招生因而持續陷入困境,當前與高中階段的生源“普職比大體相當”的理想目標尚有距離。根據《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等數據來看,我國中等職業教育招生占比近年來基本維持在40%左右。

為瞭保障“大體相當”的普職比,各地都在控制普通高中的錄取率,造成瞭中考普職分流的現象。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張筠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章中提到,地方政府把“普高率”“重高率”作為評價一所學校辦學質量的重要指標。一些初中學校為瞭應對升學指標考核,把一些文化成績不達標的學生動員到中職學校。

儲朝暉指出,目前職業學校的招生,僅僅根據考試分數進行,“這樣招進去的學生可能在職業方面未必是一個很好的苗子。”他認為應該更多考慮學生自身優勢等特點。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李奕5月針對“網傳中職和普高招生比例要達到5∶5”的傳言作出回應:“從學段和學校之間的資源匹配來看,不同的教育資源會存在差異,傢長應該根據孩子的發展特點和需求,來幫助孩子選擇不同類型的成長路徑,實現各得其所,而不是單純用上普高還是上中職來進行比較。”

觀念的轉變有賴於讓社會看到一個更加完善更高質量的職業教育體系。值得肯定的是,近年來,國傢密集出臺鼓勵職業教育發展的相關政策,中國職業教育體制改革正在拉開帷幕。

2019年,職業教育突破瞭本科限制。今年6月,施行瞭25年的職業教育法迎來瞭首次大修。而兩年前的一份的“硬核”文件,被業界認為預告瞭部分重點。

2019年,國務院發佈瞭被稱為“職教20條”的《國傢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明確瞭對職業教育的定位:“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的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時要求到2022年,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和獨立學院轉設均要向應用型本科高校轉變發展。這些“職業大學”的招生計劃要向產業發展急需的人才傾斜,並啟動“1+X證書”(即學歷證書+職業技能等級證書)制度試點,建設“雙師型”教師隊伍。

業內專傢們認可這份文件傳遞出的改革信號,不過他們也清醒地看到,與德國等職業教育體系非常成熟的國傢相比,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條路的探索才剛剛開始。”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與人力資源學院院長聞效儀撰文表示,國傢層面已經看到制造業轉型升級面臨的人才短缺難題,並力圖通過深化職業教育體制改革的方式來推動解決。

徐國慶認為,“職教20條”可看作我國職業教育發展轉型期具有重要承上啟下意義的過渡性文件。有瞭明確的國傢制度構建意識,但其思維模式沒有實現根本轉型,重點仍圍繞如何提升職業院校辦學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傢相比,我國對國傢制度體系的整體設計及建設投入遠遠不足。

至少,深耕於行業的業內人士李軍凱,以一個參與者和觀察者的雙重視角察覺到瞭轉變。

“5年前,專業做我們這種(職業教育服務)類型的企業全國也不過十多傢,大傢都認為是比較冷門的行業。”近年來,業內湧現瞭越來越多“競爭對手”,李軍凱明顯感到,整體上國傢的職業教育是向前發展的,人們對於職業教育的認識和社會地位都在逐步上升。在國傢政策鼓勵下,尤其是1+X制度出臺以後,更多的企業願意參與到職業教育當中來,“像華為、阿裡、海爾、騰訊、徐工……行業領軍企業逐步看到瞭職業教育發展有巨大的市場潛力”。

接連經歷瞭中高等職業教育的楊晨光,6年前的中考,或許是他人生的第一個分岔路口,而他就此走上瞭一條“少有人選擇的路”。

相比正在讀大四的初中同學,他提早兩年進入社會。“如果你的人生走瞭另外一條路,就像你的同學,你覺得跟現在比會怎麼樣?”記者問他。

“應該會比現在好吧。”楊晨光想都沒想,“當時沒有上高中,一直都很後悔。”

“為什麼你會覺得那條路是比較好的呢?”記者追問。

他低下頭,沉默瞭5秒,“不知道。反正覺得沒有上高中,考大學還是很可惜、很遺憾的。”

采訪結束時已經過瞭晚6點的下班時間。正是梅雨時節,雨斷斷續續下瞭一整天。離開辦公大樓,楊晨光回車間的路上佈滿積水,身著灰色廠服的背影朝著霧氣彌漫的前方漸漸遠去。

(應受訪者要求,彭凱、馮宇、楊晨光均為化名)